1978年一通电话，副总理孙健停职检查，没哭没闹反而大笑，回厂造出摩托车发动机，这才是顶级牛人
创作声明：本故事基于真实历史事件进行叙述，所有内容均来源于史实记载，文中涉及人物情感表达和心理活动为合理推演，基于史实基础；如有表达的观点仅代表笔者个人理解，请理性阅读。部分图片来源网络，与本文并无关联，如有侵权，请告知删除，特此说明！谢谢！
1980年春天，前国家副总理孙健站在中南海的湖边，手里拎着那个用了十几年的旧帆布包。
包里除了几件换洗的旧衣服，就只有一条起球的毛毯，连个像样的存折都没有。
三年前他是红旗轿车接送的国家领导人，如今他连张回天津的火车票都得自己掏腰包买。
但他脸上没一点愁容，反而拍着胸口大笑：“这回觉终于能睡踏实了！”
这其中的大起大落，换个人早就疯了，可孙健不仅没疯，还活出了更精彩的下半场。
01
1980年的北京，那叫一个春光明媚，但这对于孙健来说，不仅是个好天气，更是个“刑满释放”的好日子。
咱们这位前副总理，此时正站在中南海的宿舍里打包行李，说是打包，其实真没啥可收拾的，几件穿旧了的中山装，几双磨偏了底的布鞋，还有就是一堆写满了字的笔记本。
你要是翻开那些本子，上面记的不是什么国家机密，全是些“翻砂工艺改进”、“铸造流程优化”这类技术活。
旁边的工作人员看着都心酸，堂堂副国级干部，混了三年，连块像样的手表都没混上，走的时候那是真的一身轻。
孙健倒是乐呵呵的，脸上那种长期紧绷的神色没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农民般的憨厚笑容，他摆摆手让大家别送了，那架势不像是个落马的高官，倒像是个刚探亲完准备回老家的打工人。
走在长安街上，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，孙健突然觉得，自己终于活过来了，这几年的副总理当得，那是真憋屈啊。
02
要把这事儿说明白，咱们得把时钟往回拨，拨到1936年，那年头兵荒马乱的，河北定兴的一户穷得叮当响的农家里，孙健出生了。
这名字起得挺好，图个吉利，可命是真苦，刚满周岁，日本人就打进来了，定兴县成了沦陷区，孙健的童年，基本上就是在躲鬼子和饿肚子中度过的。
那时候哪敢想什么当大官啊，能活过明天就是烧高香了，好不容易熬到了1949年，新中国成立了，这就像是黑屋子里突然照进了一束光。
孙健家里分了地，日子算是有了点盼头，但这小子是个闲不住的主，十几岁的时候，正赶上国家搞工业化，到处都在招工，孙健一咬牙，背着铺盖卷就去了天津。
进了内燃机厂，当了一名学徒工，这学徒工可不好当，干的是最累的翻砂活，你知道翻砂是啥不？那就是在几千度的高温炉子旁边，拿着铁锹铲沙子，还得做造型。
那沙子密度大得吓人，一铁锹下去，少说也有几十斤重，孙健那时候才16岁，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每天累得那是腰都直不起来，但他不喊苦，也不偷懒。
03
别人干八小时，他干十小时；别人休息抽烟，他琢磨怎么下铲子省力气，就这么着，孙健在车间里一干就是七年。
七年啊，连家都没回过几次，硬是凭着这股子蛮劲和巧劲，从一个啥也不懂的农村娃，变成了厂里的技术大拿，你要说孙健这人有啥特别的，那就是个“实诚”。
在内燃机厂，工友们都服他，为啥？因为他不玩虚的，当了生产组长，他带头干最脏的活；当了车间主任，他还是跟工人在一个食堂吃饭。
这在当年那个特殊的年代，那可是个稀缺品质，那时候，上面正好提倡从工农兵里选拔干部，孙健这样的“老黄牛”，自然就进了组织的法眼。
内燃机厂的那些笔杆子们，给孙健写了一篇发言稿，叫《朝着共产主义大目标，两步并做一步跑》，这标题现在听着有点那啥，但在当时，那可是响当当的口号。
04
孙健拿着这稿子，去第一机械局做了个汇报，这一汇报不要紧，直接把他的人生给汇报“起飞”了，虽说稿子里有些套话，但孙健那是真懂技术，讲起管理来头头是道。
上面的领导一听，嘿，这小伙子行啊，是块料！没过多久，孙健就被提拔到了机械局，当了革委会副主任，专门抓生产，这就是典型的“坐火箭”升迁。
但凡事都有两面性，升得快，根基就不稳；飞得高，摔得就疼，但这会儿的孙健，还沉浸在要把生产搞上去的热情里，哪知道前面有个巨大的漩涡在等着他。
升了官，总得搞个背景调查吧，这一查，把负责调查的干部都给整感动了，孙健老家，那是真穷啊。
老母亲早就不在了，家里就剩个病重的老父亲，还有老婆带着几个孩子，住的是土改时分的破房子，四面漏风，一下雨屋里就得摆盆接水。
05
老婆庞秀婷，一边伺候老人，一边还得下地挣工分养活一大家子，调查组的人一看，这哪行啊？咱社会主义的干部，家里困难成这样，这不是给组织抹黑吗？
于是，组织上特批，把孙健的家属接到了天津，给他老婆在内燃机厂安排了个工作，到了70年代初，孙健已经是天津市的市委书记了，虽然上面还有第一书记压着，但他也是实打实的高级干部了。
1975年，更离谱的事来了，孙健接到了通知，让他去中央，当国务院副总理，听到这消息时，孙健整个人都懵了，我？副总理？我就是个翻砂的啊！
但命令就是命令，孙健硬着头皮去了北京，住进了那个红墙黄瓦的中南海，可这一去，苦日子才刚开始，别的领导，那生活多少有点讲究。
看个内部电影《乱世佳人》啥的，搞点进口香水，那都是常规操作，孙健呢？他是个土包子，对这些风花雪月完全不感兴趣。
06
就连同是副总理的谷牧都看不下去了，问他：“老孙啊，你咋不把老婆孩子接来北京享享福？”你猜孙健咋说？他尴尬地笑了笑，憋出一句：“老师傅，您忘啦？学徒期间不许带家属，这是厂里的规矩。”
这话听着像是开玩笑，其实是他心里的实话，他总觉得自己这个副总理，就是个“学徒”，指不定哪天就被退回去了，所以，他在中南海过得那是清教徒般的日子。
吃食堂，睡宿舍，除了工作就是工作，下属们对他也是又爱又恨，爱的是这领导真清廉，不贪不占；恨的是这也太死板了，跟着他连口汤都喝不上。
孙健这人，虽然文化不高，但心里跟明镜似的，他知道自己这位置坐不稳，也知道自己没那个本事去玩政治，所以在副总理的位子上，他是如坐针毡。
07
压力大到什么程度？严重的失眠症，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，头发大把大把地掉，他怕啊，怕说错话，怕做错事，怕辜负了老百姓的信任，更怕卷进那些看不懂的斗争里。
他就像是一只误闯了狼群的羊，每天都在战战兢兢中度过，他不止一次地跟家里人说：“我这个官，是当不长的。”这预感，那是相当准确。
到了1978年，风向变了，那是夏天的一个下午，蝉鸣声吵得人心烦意乱，孙健正在外地视察工业生产，刚从车间出来，一头的大汗还没擦干。
秘书急匆匆地跑过来，手里拿着个电话听筒，脸色煞白，告诉他北京来的急电，孙健心里咯噔一下，那种感觉，就像是等待判决的犯人，终于听到了法槌落下的声音。
他接过电话，那头传来的声音冷冰冰的，没有一丝温度，只有短短的一句话，让他立刻停止所有工作，孙健握着电话的手微微发抖，旁边的人都屏住了呼吸，以为他会愤怒，或者当场崩溃。
然而，孙健放下电话后，脸上的表情却变得极其怪异，他缓缓抬起头，看了看周围紧张的众人，突然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举动。
08
孙健竟然长舒了一口气，嘴角甚至微微上扬，露出了一丝解脱的笑意，那困扰了他三年的失眠症，仿佛在这一瞬间，找到了解药。
靴子终于落地了，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歇斯底里，也没有到处找关系求情，他甚至还有心情跟秘书开了个玩笑，说这回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，不用再提心吊胆过日子了。
回到天津的过程，比来时要冷清得多，没有鲜花，没有掌声，只有无尽的审查和谈话，孙健对组织只提了一个要求，那就是想回老单位，天津内燃机厂。
他是真想那帮老兄弟了，想闻闻车间里那股子机油味，那才是他熟悉的世界，但组织上有顾虑啊，你想啊，你一个前副总理，回到原来的厂子，那些看着你长大的工人会怎么想？
万一大家为你鸣不平，闹出点乱子咋办？分配工作的同志问他，内燃机厂的工人不会为了你闹事吧？孙健答得干脆，说绝对不会。
09
人家问他咋这么肯定，孙健笑了笑没说话，他心里明白，工人们最朴实，谁干得好谁干得坏，心里都有杆秤，但绝不会给国家添乱，最后，为了保险起见，上面还是把他安排到了天津机械厂。
这是一个稍微陌生点的环境，也是对他的一种保护，到了机械厂，孙健的身份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副总理，而是一个“接受监督改造”的中年男人，这落差，换一般人早崩了。
比如那位要是从云端跌到泥里，指不定得抑郁成啥样，但孙健不一样，他本来就是泥里长出来的，回到泥里，反倒是接地气了，他在厂里，干得比谁都欢。
每天早上，他会带一个铝皮饭盒，里面装着昨晚剩下的饭菜，中午在食堂热一下，就是一顿，工友们看着他那饭盒里，清汤寡水的，连块肉都没有。
有人忍不住问，说老孙你以前好歹也是那个级别的，咋一点油水没捞着？孙健扒拉了一口饭，坦然一笑，说我现在是代罪之身，吃这个符合我的经济条件，也符合我的胃口，再说了，大鱼大肉我也消化不了。
10
这话说的，既心酸又透彻，最神奇的是，他的失眠症真就好了，以前在中南海，那是数着星星盼天亮，现在在车间，累了一上午，中午把碗筷一丢，靠在长条椅上，秒睡。
那呼噜打得，震天响，工友们私下里都议论，看来这当大官，还真不如咱们当工人舒坦，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，到了1985年，上面的风向又变了。
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大江南北，对于孙健的处分，也有了新的说法，上面来了指示，说孙健同志可以担任中层干部，机械厂的厂长也是个明白人，知道孙健是个人才，不敢怠慢。
当时厂里正好有个天大的项目，投资4000万元，引进德国技术，生产摩托车发动机，那可是80年代的4000万啊！简直就是天文数字。
厂长把这个重担，直接交给了孙健，说老孙这可是咱们厂的命根子，交给你，我放心，这一刻，孙健眼里重新燃起了光，那个曾经的“火箭式干部”，那个懂技术的“翻砂工”，又回来了。
11
接了这个活，孙健就像变了个人，他立刻恢复了十几年前当车间主任时的作息，提前半小时进厂，推迟一小时下班，有时候忙起来，干脆就住在厂里，铺盖卷往办公室一扔，就是个家。
让一个老国企适应现代化的德国生产线，那难度不亚于重新创业，工人的观念要改，技术要学，设备要调试，孙健跑遍了政府机构跑审批，又下到车间盯着每一个螺丝钉。
他不懂德语，就拿着字典查，硬是把那一摞摞厚厚的技术资料给啃下来了，德国的工程师来了，本来挺傲气，觉得中国人搞不定这精密机械，结果跟孙健一聊，傻眼了。
这人不仅懂技术，还懂管理，甚至连铸造工艺里的门道都清清楚楚，几年下来，孙健硬是在空地上盖起了两万平米的主厂房，那机器轰鸣声响起的时候，第一台合格的摩托车发动机下线了。
那就是后来红遍大江南北的“迅达”摩托车的心脏，1987年初，厂里评选先进人物，孙健全票当选，奖品是一条纯羊毛毯，孙健抱着那条毛毯，笑得比当年当选副总理时还要灿烂。
12
这条毛毯，是他凭本事挣来的，干净，暖和，到了九十年代，他被调到中国机械工业安装总公司天津开发区公司，当了经营经理，这时候，他的工资涨到了97元。
你没听错，97元，但这比他当副总理的时候还要高，因为那时候他是拿的内燃机厂的工资标准，为了落实“巴黎公社原则”，工资是一分钱没涨。
拿着这97块钱，孙健心里那个美啊，他常跟家里人说，这钱花着踏实，每一分都是汗珠子摔八瓣换来的，在生活上，孙健其实算是个幸运儿，虽然仕途坎坷，但家庭那是真的和睦。
妻子庞秀婷，那个陪他住过漏风破房子的女人，一直不离不弃，大女儿高中毕业工作了，大儿子也是从工人干起，二儿子争气，考上了大学。
一家人聚在一起，没人提当年的那些辉煌和落魄，聊的都是柴米油盐，孙子孙女，这种平凡的幸福，对于孙健来说，比中南海的红墙要珍贵得多。
13
他经常穿着那身旧中山装，在天津的街头遛弯，路过报刊亭，看到关于国家大事的报道，他也会停下来看看，但很少发表评论，也就是偶尔在家里喝点小酒的时候，才会跟孩子们唠叨两句当年的趣事。
语气里没有怨恨，只有一种历经沧桑后的淡然，1997年11月，孙健因病在天津去世，享年61岁，他走得很安详，没有惊动太多人。
回顾他这一生，简直就是一部跌宕起伏的现代史，从农村娃到翻砂工，从翻砂工到副总理，又从副总理回到经理，这过山车坐得，一般人真受不了，但他不仅受住了，还活出了滋味。
很多人替他惋惜，觉得他如果不上去，或许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技术专家；觉得他如果没下来，或许能有一番更大的作为，但孙健自己不这么看。
14
晚年的时候，孙健跟老友喝酒，老友感叹他这辈子太折腾，孙健端起酒杯，眯着眼说了句大实话。
他说自己这辈子，就像是做了一场大梦，梦里穿金戴银，醒来还是一身布衣，但心里却比梦里踏实多了。
老友问他后不后悔去北京那一遭，孙健摇摇头，说不去不知道天高地厚，去了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，回来才明白啥叫脚踏实地。
他说：“我是上去也糊涂，下来也糊涂，糊涂来，糊涂去，糊涂到家，就全明白了。”
想当大官，结果差点丢了半条命；想当个好工人，最后却造福了一方百姓。
有时候，人生这笔账，不是看你爬得有多高，而是看你落地的时候，站得有多稳。
孙健这辈子，站得那是相当稳，比那些还没落地就摔死的人，强了不止一万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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